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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都有什么要求？”

    “我想想，每天缩短两个钟头的工时，不准打骂劳工，每周至少一天假期，开除劳工需要赔偿……”

    “挑重点说！”赵国砚敲了敲桌面，“涨工钱的事儿呢，他们的预期是多少？”

    瓜皮帽应声伸出一只巴掌，大言不惭地说：“五元，不仅以后每月要涨五元，还得把上个月的钱给补上！”

    “什么？”赵国砚顿时瞪大了眼睛，“每人涨五元工钱，他们疯了吧，这怎么可能？”

    瓜皮帽连忙解释说：“嗐，砚哥，他们也知道不可能，这是故意给讨价还价留的余地，按大家的想法，这次叫歇能涨两元工钱，他们就已经很知足了。”

    赵国砚闻言，立刻将其标记下来。

    这很可能是本次印刷厂叫歇最重要的情报线索，无论任何时候、任何谈判，只要有一方提前摸清了对方的预期和底线，就相当于牢牢掌握住了谈判过程中的主动权，进而制定出相应的谈判策略。

    倘若涨两元工钱，就能使绝大多数劳工心满意足，那就说明这份价码还有继续压缩的空间。

    再将这份价码按照三六九等区别对待，劳方极有可能自乱阵脚，化作一盘散沙。

    赵国砚接着又问：“明天劳工叫歇的地点在哪？”

    “城西三纬路，”瓜皮帽应声回道，“他们说那条街上有洋人的领事馆，衙门不敢轻易动手，还能方便把事情闹大，才能扩大叫歇的影响。”

    “时间呢？”

    “上午九点。”

    瓜皮帽的回答相当干脆，心里没有丝毫愧疚可言，他也完全不认为印刷厂的劳工算是个整体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他因为不识字，所以只能在厂子里当装运工，卖着最苦的力气，挣的却是最微薄的薪水。

    有句心里话，瓜皮帽从来不曾跟人说过——其实，他有点憎恨那些排字工。

    在他看来，那些人的工作实在太轻松了，无非就是在厂房里码码字、刷刷纸、调调墨，平日里风不吹、雨不淋的，挣的工钱就比他多出一大截，凭什么？

    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素，真正令他心生恨意的，其实是那些排字工平时对他的态度。

    倒不是说他们欺负他、辱骂他，而是轻视他、甚至瞧不起他，仿佛他这样的装运工，根本不配跟他们那些排字工相提并论。

    办公室里的文员会计，瞧不起厂房里的排字印刷；厂房里的排字印刷，瞧不起外头的装运苦力。

    现在印刷厂准备叫歇，他们又说大家是一样的，应该齐心协力，对抗黑心厂主。

    不，大家从来都不一样。

    瓜皮帽很清楚，他们现在只是用得着他，所以才把他当成朋友，一旦叫歇成功，他们的眼里就没有他了。

    当然，他也知道，赵国砚同样看不起他，没人会看得起叛徒，但赵国砚能给他钱、给他女人，他们能给他什么，既没有尊重，也没有利益，何必还要替他们壮大声势？

    瓜皮帽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他并不在乎什么是非对错，除了利益使然，其中也掺杂着些许报复心理——他并不希望叫歇成功。

    这件事令他羞于启齿——倘若大家都穷了，这会让他感觉好受一点。

    赵国砚继续盘问道：“那奉天机械厂呢，他们那边有什么打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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